每年暑假的时候我会去表姐家住几天，有时候和她看几部拖拖拉拉的电视剧，有时候和姐夫玩几天摇杆。无比怀念小时候的摇杆机，一群毛头小子偷偷攒几块钱去游戏厅潇洒，一块钱四个游戏币，技术好的朋友用五六个币就能玩一天，我似乎在游戏方面没什么天赋，在三国中往往还没看清自己在哪就死了，还有97版的拳皇，我始终操作不过来正半圆反半圆，也时常忘记重脚轻脚重拳轻拳的按键位置，更别说能量条满了之后娴熟的放大招了，所以受伤的总是我死的也是我。但我很喜欢看别人玩，看着他们手指灵活的在摇杆和各种复杂的功能难记的按键中跳跃，有时看着两个高手挥汗如雨的单挑，时而轻松随意，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骂声不断，我觉得游戏中的角色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此刻就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英雄，打到激烈处我忍不住连声大喝：好！好!好!给你们三个好！有时候朋友被另一个高手打败，我会慷慨的给他赞助几个捏在手心攥出汗的游戏币，并且咬着牙恶狠狠地冲他喊：弄死他！
和姐夫pk拳皇的时候，我还是一样输得体无完肤。我觉得我的这一段记忆很灰暗，至少我没有玩好那段时间里的最优秀的游戏代表作，在游戏厅里白白晃荡了三年，说起来这应该算是一件丢人的事。
表姐家的小区有四个门，我只找到两个，一个正大门，一个后门，出了后门有一片低矮破旧的居民房，一年四季都被前面的高楼挡住阳光，偶尔会有几丝幸运的光斜斜地照在最高的那座平房上，然后光线从这座房子的窗户反射到对面那座平房的窗户上。从第一座平房往后，所有的房子都错综复杂的排列着，像一盘下成残局的棋，表姐家后门出来的那条小路就是把它们划分出不同阵营的楚河汉界，顺着这条路，两旁零零散散地开着些小店，有的没有招牌，有的招牌上的字已经被雨水冲刷变的模糊不清，偶尔有几间新开的，挂着鲜艳醒目的霓虹灯，在这片破旧的建筑群里扎眼的像是古代女子的烈焰红唇，但从来没见它们亮过。这里的小店很多都营业到很晚，除了那几家新开的，因为这里的小店大部分的店主就是这些房子的主人，他们不用支付租金，也不用考虑几点下班，何时坐公交车人少，他们在靠近小路的那间房子打通一扇门或者一扇窗，就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
假期里我的生活完全是被一些七零八落的碎片拼起来的，我没有具体要做的事，没有时间上的约束也没有老妈给我的限制，我经常半夜出门找朋友喝酒，有时去城市另一边的影像厅看通宵电影，作为我们城市的最后一个影像厅，老板感到很痛心，他说这是遗留产业，他说维持这个与现代气息格格不入的影像厅生命的是那些年和好友的记忆，只要他活着这份记忆就永远在这里。我说这里除了他们的记忆，还有我的记忆，我知道，这里不久就会被没有人情味的高楼覆盖，但我更愿意相信会有奇迹发生，或者时间能走的更慢些。
通常我都在凌晨两点钟左右约朋友出去影像厅，朋友上白班，下班比较晚，他从不介意第二天顶着两只通红的眼睛去上班，对他而言，或者对我们而言，那座影像厅有着和游戏厅一样的地位，占据着我们俩大部分懵懂时期，老板和我们很熟，每次去都客气的给我们几瓶酒，有时还不收钱，经常搞的我不好意思。虽然大部分放的是老片子，但是看多少遍我都觉得陌生，时常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镜头感慨，哭爹喊娘，老板从来不喝斥我，而别人就会被“请”出去，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我不舒服就喊，开心就大声笑，老板和我们是一样愤世嫉俗的人，我们三个经常看着看着开始聊起天，扯东扯西，骂导演脑残，骂演员脑残，骂中国电影脑残。
抱歉扯了这么远，其实我要写的故事关于另一个人。
我半夜去影像厅的时候必经之路就是表姐小区后门的那片居民区。小路两旁没有路灯，看起来有些吓人，但我总能准确的看到刚出后门远似乎永远都亮着的窗户，那里是一家商店，规模不大，卖些烟酒和生活用品，东西摆放的有序而利落。我有时去那里买一包七块钱的兰州，有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商店的主人是一个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告诉我她最少有六十七八岁，头发花白，整齐地捋在干巴巴的耳朵上，她看起来很慈祥，我一度想，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奶奶是不是也这样亲切。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这条街就这一家店营业到这么晚，就像世界上的最后一只萤火虫，散发着微弱无力的光点。后来我知道，老太太的孙女在医院上班，护士都是轮流倒夜班，凑巧的是每次我出去都赶上她孙女上夜班，老太太说不关门是为了给她孙女留一盏灯，这条路黑，不关灯孙女就能在黑暗里找到回家的路。我又开始幻想如果我奶奶还在会不会也给我留一束照亮回家之路的光。这是温暖的光，微弱但是充满力量，就像那最后一只萤火虫带着希望在等待时发出的触目惊心的光。
从这之后我经常去老太太的店里买东西，老太太有时送我一支雪糕有时给我发一根烟，我经常会在这里停留几分钟，和她说几句话。渐渐的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很多买东西的人都会在门口的一个纸箱子里扔“垃圾”，困扰我的是路边有很多垃圾箱，为什么别人都把“垃圾”扔在这里。老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她吃吃地笑了出来，脸上的皱纹往旁边扩散，带着些许神秘。
“你去看看那些是什么。”老太太冲着扔“垃圾”的人点了点头同时对我说。
我走到纸箱子面前，闻到一股炒菜时散发的那种香味，打开一个油乎乎的袋子，里面竟然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些不知道是鸡还是鸭的骨头。
我尴尬的回头看着老太太，我实在猜不到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说：“这…这…”
我还没问出来：“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啊？”老太太再次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感觉有些诡异和恐惧，但她布满皱纹的脸看起来却那么和善。我想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美人坯子，如果不漂亮，也一定很可爱。
老太太突然上前一把拉住我，带我走到柜台后面，那里躺着一条黄色的土狗，毛已经变得很旧了，耳朵无力的耸搭在不大的脑袋上，看样子已经很老了。有气无力地吐着舌头，看到我时它猛的站起来，冲着我吼出几声嘶哑沧桑的威胁的警告。
“她救过我的命!”老太太提高了音量。
我注意到老太太稀少的眉毛扬了扬，然后叹了口气：“你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孩子。”
我严肃而用力地点头。
“我是个农村姑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长得一点也不好看，但是特别爱笑。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他是知青，正好去我们村支教，然后我们就好上了。”老太太说的很简单，却很兴奋，我看到她脸上的皱纹似乎少了几道。
我点燃一根烟，老太太继续说：“后来他带我回到城里，结了婚，他对我很好，但是…但是…”老太太突然声音低了下去，兴奋的表情也没了。
“但是在我女儿五岁那年，出车祸死了…”我一下抓住老太太的手，我分明感觉到她身体随着抽泣巨大的起伏着。
“当时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后院的那棵杏树现在已经长的老高了，当时还不及我脖子，那时候我就用赔的钱开了这个小卖部，没想到一直开到现在，没想到我还能活到现在，都是这条狗啊！”老太太看了看那条狗，勉强挤出一丝笑。
“那是九年前的事，我骑着三轮车去大坡（百货批发市场）进货，一般都是我女儿去的，那几天她凑巧出差，我就仗着身子硬朗逞能自己去了，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一不留神拐到了一条沟里，当时大坡那边还没有柏油马路呀，全是小土坡，有一段路上还有树林带，长满了草，足足有一米多高啊，三轮车带着我一起滚下去，我脑袋栽在一棵杨树上，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脸上热热的湿湿的，还黏糊糊的，隐约还听到噗嗤噗嗤的喘气声，我努力睁开眼，吓了一跳，当时它还是个小家伙，伸着舌头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我缓过气来，想站起来怎么使劲都用不上力，我大声喊，最后几个过路人在草堆里发现我把我抬上三轮车送到医院，这条狗一路跟着我去了医院，一直跟到现在。”我看到老太太抿着嘴笑，应该是带着欣慰的笑吧。
“后来我养了这条狗，我给他起名叫大黄，名字土了点，以前我们村黄色的狗全部都叫这个名。我觉得狗和人一样，它通人性，时间长了它会和你说话，它知道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我也养了其他的三条狗，都是没人要的流浪狗，但后来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女儿上班忙还经常出差，女婿有时候来，他说狗太多，养不过来，就给我送到动物收容所了，门前那个箱子里装的都是别人吃剩下的饭，以前门口有个牌子，发动大家把剩菜剩饭和骨头送到我这里，后来因为风吹日晒的牌子上的字没有了，但大家都知道我这要这些东西，所以每天都能收到这么大一箱子，我隔天早晨坐公共汽车把这些剩饭送到动物收容所，所长是个好人，他收留了这么多动物，我也该尽些我这把老骨头的力，何况我这条命还是捡来的，当时没有大黄，我可能就死在那片树林带了。”
我蹲下身子摸了摸大黄，它的舌头笨拙的在我手掌上划过划去，粗糙的舌苔带着岁月的质感。
后来我知道老太太那次撞了轻微脑震荡，她其实并不记得当时大黄是怎么救她的，她听别人给她说，记在心里，然后复述给每一个愿意听她讲这段故事的人。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现在城市那边的影像店已经找不到踪迹了，我没有地方放肆笑放肆哭了，那片有着老太太故事的居民区变成了另一个小区，安了路灯，多了许多流浪狗。
我很想那盏灯，那条狗，那个老太太。